国内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机构只有少量的公务员编制，其他基本都是事业性质或其他，如此一来，景区的管理工作人员的使用就比较难以控制，这样一来，景区保护的人工成本提高了，景区保护修缮的直接投入因此也受到影响或减少。

　　涨价影响的是全国各地游客的权益，所以需从全国各地选招听证代表

　　新京报：我们注意到，许多景点的涨价似乎在法律程序上是无懈可击的，如召开了听证会，得到了上级部门（如发改委）的批准？但是对于这种本地人喊涨价，外地人来埋单的模式，舆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？你认为这些景点以及其上级部门有权这样做吗？

　　刘强：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点看，第一点，其实，这些景点门票涨价的操作并非无懈可击，首先，地方政府既是门票涨价的受益者，又是门票涨价的裁判者，这违反了“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”的法律基本原则。其次，这些地方的听证会其实是很不规范的，门票涨价影响的是全国各地游客的权益，显然需要从全国各地选招听证代表参加。此外，政府的决策要听取民意，地方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，开完听证会就已经完成了解民意的程序了，媒体、网络上那么多人反对涨价，这不正代表着一种民意吗？地方政府不应该藐视这些民意，不能逆民意而行，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，需要政府部门对民意存有足够的尊重和敬畏。

　　第二点，景区管理者和地方政府不是风景名胜区的业主，不是所有者，它只是受国家委派，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内去行使管理权力。像黄山、张家界这样的名胜景区是属于国家的宝贵资源，属于全国人民共同拥有的财产，而不是某个部门、某个地区私有的。所以，对于门票大幅上涨这样的名胜景区重大管理决策，景区管理部门和其所在地政府是无权单方面决定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景区门票高涨有哪些危害？

　　刘强：低收入者参观风景名胜的权利将因此受到限制，而那些高收入者却可以无限次的参观，这就意味着，作为公共财产的风景名胜区正转变为富有者的专享，这严重违背了风景名胜的公共属性。

　　这里我想提醒那些涨价的景区，涨价短期内确实能获得丰厚利益，但长期来看对自己却是有害的。因为对消费者来说，当你的收费超过他的承受力的时候，再好的产品他只能说它很好，但他也许不会去购买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风景名胜区一致向钱看，这是否暴露了中国知名景区管理理念上的问题？这些景区除了旅游经营的功能外，是否还应承担其他的社会责任？

　　刘强：名胜景区多年来频繁涨价，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和景区管理者对景区功能的偏颇认识，在它们眼里，名胜景区只有了旅游经营，获取经济发展收益这惟一的功能，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。

　　风景区的价值不单单用钱来衡量，它有巨大的经济价值，更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。风景名胜区是一个国家文化与文明的标志，是爱国教育、民族信心和自尊心教育的极好载体，风景名胜区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公益职能，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。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，中国的风景名胜区在当前、以及久远未来的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建设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。

　　国外景区维护基本不考虑门票收益

　　新京报：我们注意到，媒体对国外一些自然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的收费进行了报道，感觉这些景区的收费相对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来说其实很低。

　　这背后是否反映出一种管理理念的差异？

　　刘强：的确，许多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非常高，但景点门票很便宜甚至没门票，我有一个朋友去美国回来对我说，他喜欢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理由———这个国家景区的门票实在便宜。

　　之所以这些国家会实行低票价，背后是有一些理念支撑的。这些国家把它们国内的自然遗产当做一个民族的骄傲，自然名胜在这些国家国民的心中有着很神圣的位置，甚至被认为是他们民族精神的象征。由于自然遗产的地位是如此的神圣，所以这些国家不愿意商业过多地侵入自然遗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