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源于生活、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)
新城出现了，胡同建好了，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，由于没有胡同名称，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，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，只能描述一番，或是用知名的人、醒目的建筑为代表，代替自己的住址。如，“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”、“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”、“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”、“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”……久之，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、喇叭口胡同、马杓胡同、菜厂胡同……胡同、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，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，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。
(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)
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。举个例子，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，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，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，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，如嵩祝寺胡同、普度寺前、后巷等；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，没有大工业，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，如砂锅刘胡同、沈篦子胡同、麻线胡同、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；北京人讲究吃，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，有麻花胡同、面茶胡同、熟肉胡同、炒豆胡同等；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，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、宗帽胡同、巾帽胡同、李纱帽胡同、纱帽翅胡同等；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，如分司厅胡同、总铺胡同、察院胡同、按院胡同等；还有一些没有产品，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，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，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、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、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、管殡葬的棺材胡同、火匣子胡同、杠房胡同等……由此可见，胡同名称，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。
(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)
一般说来，地名一旦形成，人们口头代代沿传，便改动不易。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，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、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、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。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，清代曾音译叫舒噜，今仍叫沙拉。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，明代就已改名了，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，如元代的齐化门、平侧门、顺承门，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、阜成门、宣武门，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，可见其生命力之大。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旧事物总是要更新的，地名也不例外。有些原因，地名非改不可，促使改变地名的首先是社会原因。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使许多建筑不存在了，事后出现新建筑、新街巷，改变了原来的布局，只好改名；封建王朝被推翻后，帝制改成民国，而且出现了新的政府机关，于是有300多条街巷改了名，如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，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，1966年，全国人民面临一场大灾难，街巷名称亦是“四旧”之一，自然在“横扫”之例，要在街巷名称上“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”，于是出现了红日路(北新桥)、红云路(新街口)、红旗路(崇内大街)、东方红路出现了三条。用总路线路、大跃进路、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来的所谓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。老北京中的旧胡同一律改为什么红心里、永红胡同、红卫胡同等等，加上了红字就成了革命地名，连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“红到底”胡同……
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，就是重名问题。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，难免有“不约而同”之处。据1944年出版的《北京地名志》记载，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，井儿胡同14条，花枝胡同11条，口袋胡同11条，箭杆胡同7条，堂子胡同7条等等，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。重名问题，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。那时人口少，居民不大搬家，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，甚至几辈子，找人还算方便。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，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，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，找人、办事、通讯，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，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，整理和改动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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